实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重点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由广东省负责办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由广东省负责办理，备案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立企业诚信制度，开展信用调查和等级评价，完善企业信用约束机制，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企业年报公示、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以商务诚信为核心，在追溯、监管、执法、处罚、先行赔付等方面强化全流程监管。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实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建立健全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根据高标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要求，强化企业责任，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和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工作环境损害监督等制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探索开展出口产品低碳认证。

数据显示，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hg8245注册页面5.8个百分点。祝宝良分析称，我国产业结构虽然在持续优化的过程中，结构需要优化另一方面还说明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了，经济形势就会好多了。”“过去我们在全球hg8245注册页面链上一直是给别人‘出力’，现在不光要‘出力’，还要‘出智慧’。”11月26日，李大大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如是说。这话既点出了当前中国产业链上的不足，也指明发展的方向。 “出智慧”的一个具体形式就包括服务外包，当天的常务会议就是部署加快服务外包产业、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长期以来，我们的服务业比重都偏低，更不要说服务外包业。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才首次超过工业，不过我们周边几个发展中国家却比我们早了很多年，印度服务经济产值占GDP比重早在1990年就已超过农业和工业，而菲律宾的服务业则在1986年就成为第一大产业。 尽管上述国家当时的服务业未必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是这种服务业领先的趋势却是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尤其是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是全球的巨头，截至到2014年3月，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拥有企业16000多家，其中软件公司3000多家，总收入达1050亿美元，占GDP比重达8.1%；出口860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约四分之一，直接带动就业达310万人，间接创造就业则高达1000万。 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很明显也会有三大好处，首先就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采取外包的服务业多是技术学、知识型，尤其是软件企业，它能大量吸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同时也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 其次，服务外包业可以跨越地域，为中西部发展带来机遇。工业或者农业都会极大地受制于区位优势，但服务业却可以相对灵活，尽管对于一些高素质从业者，生活环境的要求也不低，但是中西部这方面反而比东部沿海地区有优势，后者的商务成本、人力成本较高，如果转移到中西部就更具竞争力。 再次，服务外包业并不只是服务海外客户，也可以服务国内企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金融、政府服务等领域的服务外包，它们也能推动这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给服务外包业提供机会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就目前而言，国内对服务外包的重视也毋庸赘言，它的发展势头也不错，我国今年前十月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818.4亿美元。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颁布了系列优惠政策，推动服务外包业的创新发展。 尤其是增加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相应扩大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其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实行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试行国际服务外包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这些“真金白银”的实惠会大大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有数据显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2005年规模6000多亿美元，2007年1 .2万亿美元，2011年达到了1 .39万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将超2万亿美元。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地抢食全球服务外包的蛋糕，并以成倍的速度追赶印度，但是我们的挑战也有多重。 一方面，人力成本高企，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和人力成本逐年走高，已经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优势下滑。有报道显示，江苏无锡服务外包企业薪资每年保持在10%以上增长，对能够提供咨询、实施等综合服务高级人才，涨幅甚至达到30%。这种薪资涨幅幅与印度等企业争夺外包订单时，没有了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即便开出较高的价格也难以招聘到足够多的服务外包人才。印度在外包服务也上的优势，不仅仅是在薪酬成本上，还有英语的普及，他们在涉国际外包服务时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而这恰恰是中国大量高校毕业生欠缺的一点，基本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毕业，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容易应付工作要求。 此外，中国服务外包业还是相对零散，布局不尽合理。尤其是它们主要还是以以发展国内业务为主，缺少到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动力。这些不足都说明，发展服务外包业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把人力成本、人才资源以及产业布局等问题纳入全局考量。 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指明了一些发展方向，确定了政府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过，最重要的还需要一个关于服务外包业的产业发展规划，2012年12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面向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规划。 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发布时间稍晚，如今2015年即将到来，应该加紧2016到2020的产业发展规划的调研和编制，甚至应该形成一个十年左右的行业发展意见，如此才能更加高屋建瓴地引导外包行业的发展。 诚如李大大所言，“我们今天制定政策，要为未来的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田享华）

申纪兰代表：在hg8245注册页面中感受国家发展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hg8245注册页面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会议认为，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对于hg8245注册页面技术与市场融合、创新与产业对接，孵化和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确定，一是将中央财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等合并使用，盘活存量，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大型金融机构等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形成总规模400亿元的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二是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公开招标择优选定若干家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自主投资决策。三是为突出投资重点，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可以参股方式与地方或行业龙头企业相关基金合作，主要投向新兴产业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四是新兴产业创投基金收益分配实行先回本后分红，社会出资人可优先分红。国家出资收益可适当让利，收回资金优先用于基金滚存使用。通过政府和社会、民间资金协同发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是助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配合已有政策的有效落实，推进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实质性重要举措。它对促进科技成果合理有效地转让、流通、定价和管理，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配置到创新领域，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将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积极作用。”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李自然点评认为。“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基金的成立是解决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失灵和转变资金扶持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政府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全新平台。”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桂洁英称。 据悉，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采取中央财政参股创业投资基金方式，投资中早期、初创期创新型中小企业。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资金91亿元，吸引带动地方政府、社会资金427亿元，共设立190只创业投资基金。但是这次的做法显然与以往不同。“国家对于新兴产业发展一直有政策支持，此次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对这一系列支持政策的进一步做实，对于相关的投资机构而言，正向引导作用明显。”联想之星执行董事王明耀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会议内容来看，引导基金将通过公开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运营，基金本身则更多退回到出资人的定位，这和以前国有投资公司出资人和管理人一体的运作方式大为不同。如此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效率将更高，将产出更多的经济回报和更明显的社会效益。 设立投资引导基金，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用而不是滋生腐败。“毋庸讳言，运用财政资金成立的创新基金在选择项目时，如何强化‘按市场规则运作’的要求，防止基金成为‘唐僧肉’，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保护其安全，是基金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胜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认为，首先在使用方式方面，应该体现“有偿使用”原则，使所扶持创投企业提高财务约束机制，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其次，要引导其它相关创投基金参与合作，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而且在引导基金的使用上，应以民间资金自己的选择为主，并对民间资金的所有者事先进行风险提示，说清楚责任和权益的分担。 桂洁英建议，政府在设立引导基金的时候应当建立起完善的退出机制和严格的退出程序。她说，政府的投资常常不能够及时退出，或是为了经济利益不愿从已经成熟的项目中退出，这就难免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政府风险资本的效率降低，甚至背离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本质。